轉發：劉亞洲上將訪談錄：甲午之敗到底為什么？

（摘抄自2014年4月25日《報刊文摘》第7版）

                                      制度

劉亞洲：甲午之敗并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于外形。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

    問：您說當時日本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有什么標志？

劉亞洲：最主要的標志是人的覺醒。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

                                  戰略

    劉亞洲：甲午戰爭其實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參與者，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上，與日本明治時期那代人，應該同樣值得尊重。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中日雙方都在西方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進行戰略轉移。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征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清朝就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甲午戰爭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領中國的，所以它學習的是滿清滅亡明朝的經驗，以摧毀中國人的心理和意志為主。這就是為什么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人那么兇殘和幾次大屠殺的原因。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翻版。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屠殺不發生在南京，也一定會發生在其他地方。只不過南京更合適罷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遠大于揚州。這是日本的既定戰略。

                                   信仰

問：評價甲午戰爭，都覺得中日兩軍精神狀態差距太大。

日本《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以至于戰后在日本兒童游戲時，辱罵失敗者是“支那”。兩國老百姓的精神狀態對比也非常強烈。中國老百姓送親人上前線，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啟超寫過了：“親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營房當作莫大光榮。那光榮的程度，中國人中舉人進士不過如此。”他還說，日本人歡送親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戰死”三字相贈。報刊所載贈人從軍詩，都以“勿生還”相祝賀。就連在日本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錢捐物資助國家戰爭。

　　 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絕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都是朝鮮流亡者。朝鮮人在中國土地上有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讓日本人膽寒。我常常想，如果他們是中國人該多好。如果一條魚病了，是魚的問題；如果一條河的魚全病了，那就是水的問題。

問：這個“水”指的是中國文化嗎？

　　 劉亞洲：是的。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也極富創造力。到處是慷慨悲歌、俠義肝膽之士。與之相得益彰的則是直到今天仍令我們神往的諸子百家，洋洋大觀！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后，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后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力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國后得出一個結論：“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提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分子”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失誤還要可怕。

                                     國運

    劉亞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認為，它同時還是民族之幸。

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　　 毛澤東出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鄧小平出生在甲午戰爭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當年。他們的青年時代，正是甲午風云掀起的巨濤對中國近代史沖擊最猛烈的時代。啟蒙、自強與救亡，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他們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們肯定從來不曾忘記甲午。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中印領土爭端時說過“不能做李鴻章”的話。1982年，面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不愿把香港歸還中國，鄧小平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從另一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應當感謝日本。毛澤東就講過類似的話。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問：請再談談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結局。

劉亞洲：甲午戰爭不僅使日本淘到現代化的第一桶金，還嘗到了“國運相賭”，“以小博大”的甜頭，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學者研究認為，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國家都敢侵略。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干二凈：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臺灣，除了一個沖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種未滅，國已亡，至今還是個非正常國家。這一切，不能不說都與甲午戰爭有關。韓國學者李御寧指出：“襲擊珍珠港的念頭，來自剎那間一擊取勝的劍道和相撲，但那場地太大了。每當把盆景樹木要移植到廣闊的平原時，日本總是犯大錯誤。”

　　 當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振聾發聵的文章，可惜……

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官媒一片自我陶醉式的宣傳，難以言勇。

啟發中

                     俄國學者深入解讀劉亞洲《甲午國殤》 2014-04-24 06:54:25
                              《俄國如何吸取日俄戰爭教訓》：

那小兵：莫洛夫，您最近寫了一篇關于普京總統如何與蘇聯舊制度接軌的文章，其中也談到了普京制度創新的戰略思想，這與劉亞洲將軍《甲午國殤》有些類似，不過是以蘇聯和新俄羅斯模式轉換為歷史背景的。您也是蒙滿歷史專家，您可以自由發揮談談嗎？
莫洛夫：我讀了您轉給我的《甲午國殤》，的確十分佩服劉將軍的才華與深刻，也讀了恩格爾的解讀，我也想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些概念。首先，自甲午戰爭起，中國面臨的最強大競爭對手不但有日本，而且還有俄國。甲午戰爭是中國的歷史教訓，日俄戰爭則是對俄國的最關鍵歷史教訓之一，可以說，中俄兩個帝國都因為日本的崛起而衰落，也都因此尋求新的發展戰略，彼此更有可比性和參照性。當時，這兩個帝國都面臨著巨大民粹主義爆發，帝國崩裂，最后都被集權體制替代，回歸到“沒有皇帝的帝國”之中。沙俄無法容納新的憲政官僚制度，清帝國無法接受漢人統治，沙皇和清皇都是殖民主義角色，這都是無法逆轉的，不必去糾結。斯大林是典型的新沙皇，他富于戰略思想和鐵腕統治，很快扭轉了蘇聯發展劣勢，后來二戰中取得了偉大勝利，而且在相當長時期保持著思想制高點，如劉將軍所言，紅軍是有思想的，但蘇聯沒能解決一個最基本問題---蘇聯人無法成為真正的國民，他們始終是集權的“生產力分子”。這導致了蘇聯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壟斷性和盲目性，一毀俱毀，陷入了一個可怕的發展悖論----強大的蘇聯導致了脆弱的蘇聯。中國領導人依然從“強大不強大”角度理解蘇聯崩潰，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蘇聯崩潰是因為不夠強大。我認為，中國思維不可能超越蘇聯思維去理解蘇聯崩潰。慶幸的是，中國依然是個農耕文化國家，她的領袖無法回到清朝韃靼皇帝的帝國野心程度，也無法回到斯大林蘇聯那種高度的計劃經濟壟斷體制，這反而給中國社會發展更多的靈活性。從孫中山到當今，中國依然是個“找活干的農民工”角色，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國際地位，二方面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這種角色模糊性導致中國模式的多變性和松弛性，這恰恰是“中國特色”，從另個角度看，它在歷史通道中是中國的一種有利資產，因為車子慢不容易翻車。如今中國人對于普京感到羨慕，可以理解。普京的高明之處在于用憲政制度樹立了新俄羅斯國民精神，這種精神在烏克蘭事件中充分體現，隨著這種趨勢發展，最近普京簽訂新法，讓更多少數民族融入俄羅斯民族，把這種新俄羅斯精神擴大到蘇聯版圖的各個地方，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力量，西方也無法找到充分理由反攻。你想想，中國有可能宣布給馬來西亞等國華僑中國國籍嗎？不能，因為中國國民至今沒有憲政權力這個制高點，對其他地區華僑沒有吸引力，中國也沒有這種需要。
那小兵：您認為普京的新發展戰略有哪些值得中國學習的？
莫洛夫：可以說，普京的戰略也是“新沙皇”戰略，經濟寡頭取代了過去的貴族集團，普京更容易用法律加以限制和操控，相比之下，中國的“寡頭”都是地方和部委諸侯，土生土長，根深蒂固，他們是地方和部門勢力，這是一種與中央爭權的格局，憲政制度下會導致分權，這意味集權分裂。俄國寡頭們不像舊貴族各守分封，而是相互競爭，他們更依賴普京的平衡作用，而普京掌握了最終釋法權，這種權力來自憲政，寡頭無法抗拒。普京對于反貪與治貪有獨特見解：貪腐是制度性的，無可避免的，但反貪也是制度性的，可以利用的。俄國歷史與中國類似，也是在無數波動中前進的，統治者要學會利用這種波動，甚至制造某些波動，以此防止或推延革命，普京用憲政名義實施了這種主動性變局，克里米亞是成功例子。借用恩格爾的“奴才”概念，我給個結論：中國利益集團是“奴才”，俄國寡頭則是新貴族，奴才無法成為國民，但寡頭可以是國民領袖，這注定了中俄走上了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也回答了劉將軍關于國民性的問題。如果你問我中俄之間為何存在這種差異，我給的理由是俄國經歷了理性啟蒙階段，而中國依然是農耕文明階段，俄國GDP是國民精神層面的，而中國GDP是房地產層面的。我認為，中國更應當參考墨西哥的模式，兩者共性更多。中共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都是統治歷史最長的，面對的問題也更類似。這個世界上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合自己的制度，一個成功的統治集團必須找到最適合自己利益的發展模式，否則等于自殺，這是真正的歷史教訓。
那小兵：您可以具體介紹一下中國可以如何借鑒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經驗教訓嗎？
莫洛夫：從1929年到2000年，革命制度黨連續執政長達71年之久。革命制度黨曾帶領墨 西哥人民創造了國家統一、政治安定、經濟騰飛的“墨西哥奇跡”。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革命制度黨的民眾支持率一路走低，終于在2000年的總統 大選中敗北，喪失政權。中國沒有普選制度，但依然可以借鑒幾點。一是要防止指導思想混亂。農民革命 民族主義思想的核心是墨西哥革命時期提出的“民族主義與主權”、“自由與民主”及“正義與社會公正”，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主張建立“民主、公正、自 由、平等”的社會。20 世紀80年代以前，革命制度黨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較好地處理了對外開放與維護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 之間的關系，從而維護了黨的團結，贏得了廣大選民的支持。然而，自1982年德拉馬德里總統執政以后，革命制度黨逐漸地背離了 革命民族主義的指導思想。特別是1988年上臺的薩利納斯總統公開地放棄了革命民族主義，轉而以“社會自由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所謂“社會自由主義” 實質上就是當時歐美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它過分強調經濟自由，缺乏對社會問題的重視，容易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薩利納斯對黨的指導思想的變更引起了全黨思想的混亂，許多黨員和民眾對此十分不滿，因而在塞迪略總統執政的1996年，革命制度黨“十七大” 又重新舉起革命民族主義的旗幟，擯棄社會自由主義的主張。但實際上，無論是薩利納斯還是塞迪略，推行的政策都奉行了新自由主義思想。可以說，中國農耕文化就是“奴才”文化，一旦農民有了選舉權，民粹主義就會導致無政府主義，造成國家發展崩潰，自由主義在農耕文化中更可能造成兩極分化和社會崩塌。據官方統計，到20世紀末，墨西哥全國9700萬人口中有46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2700萬人為赤貧，相反占全國人口10%的富人擁有全國80%的財富，最富有的300個家族擁有全國50%的財富。 總之，革命制度黨的經濟改革政策嚴重地損害了中下階層民眾的利益，動搖了黨賴以執政的群眾基礎。
    我認為，第二點是“物質刺激與反貪并進”，這個說法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在中國自古帝皇都習慣使用“戴罪立功”方式用人，沒罪的不受重用，因為沒有小辮子被皇帝抓住手里讓皇帝不放心。中國當年的高薪養廉就是“養貪”，不必忌諱，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必經之路。要搞物質刺激，否則國家無法發展，而反貪就是用懲罰貪官穩定民心，把貪官人頭當成一種資源來用，“奴才”腦袋取之不盡，用之不完，要掌握好分寸進度，最高領導有人當白臉，有人當黑臉，以此維護統一領導權。我們再看墨西哥的例子就明白了。雖然是個憲政制度下的政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內部逐漸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既得利益集團，腐敗現象層出不窮。上至總統及其親屬、內閣部長、 州長、副總檢察長等政府要員，下及政府一般公務員都依仗權勢，謀取私利。1995年前總統薩利納斯的哥哥勞爾·薩利納斯因涉嫌販毒和非法致富被捕入獄，據稱其聚斂的財富高達數十億美元。與此案有牽連的前 總統薩利納斯自1995年起一直流亡國外。2000年6 月，正當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曾任革命制度黨財務書記、先后任聯邦區長官和旅游部長的比利亞雷亞爾因涉嫌貪污4.2億比索而畏罪逃往國外。革命制度黨原本由各地方黨派統合而成，黨內派系斗爭由來已久。1994年，黨的總統候選人科洛西奧和總書記馬謝烏因派系斗爭先后 被暗殺，黨內開始四分五裂。在2000年大選中，參加黨內總統候選人預選的馬德拉索、巴萊特和拉瓦斯蒂達等人自立門戶，互相傾軋，直接導致了拉瓦斯蒂達的敗選。盡管革命制度黨2012年成功當選執政黨，但墨西哥深重的腐敗問題已經無法控制了。中國應當學會理解：物質刺激是制度性的，反貪是工具性的；“奴才”是文化性的，自由是學術性的。不要把改革想成是線性發展的，絕對不是的。
           轉自鳳凰網

                                  德國學者深入解讀劉亞洲《甲午國殤》
那小兵：您在《日本人為何不向中國人認罪》那次的采訪受到廣大中國讀者熱烈回應，最近劉亞洲將軍也在他的《制度、戰略、信仰、國運》中談到了類似看法，我非常希望您就劉將軍的一些主要觀點為大家進行延伸解讀，您可以自選要點探討，自由發揮，好嗎？

恩格爾：漢斯.伯格教授（《德國專家談釣魚島戰略》嘉賓）和我都讀了劉將軍最近這篇訪談文章，我們都認為這是目前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文獻。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了問題，但依然沒有真正解讀為何甲午至今所談及的弊病沒有消失，甚至更加嚴重。我們看得出劉將軍欲言又止的心情。有些事情我們作為外國人也不好說出來，但今天是個例外，我就大膽說一些吧。

習主席說，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在談及我對中國歷史看法之前，我先談談我為何熱衷中國歷史研究吧。冷戰末期，我還是個剛從波恩大學本科畢業的哲學研究生，我從荷蘭坐火車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穿越這么多國家，火車穿過柏林墻時，我心里很緊張，窗外是各樣鐵架子和工事，然后繼續開到華沙，再進入莫斯科，上來一隊戴著大蓋帽的蘇聯兵反復檢查我的護照，把我的水果統統扔到了垃圾桶里。我頓時明白什么叫著“政治“了。之后，我穿過西伯利亞平原，進入蒙古。蒙古人給我一種剛強而野蠻的感覺，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男女列車員在車上偷偷做愛，并不十分忌諱被看到。到了中國境內，中國海關人員比較熱情，那是剛剛開放時期。車上有個中國留學生問我：”你不是東德人吧？“我好奇的反問：“你如何看出來的？”他說：“你穿的涼鞋不是蘇聯制造的那種，所有東歐國家都穿那種涼鞋”。我馬上對中國改革發生了興趣。我學過俄國歷史，然后學蒙古歷史，到中國我就決心學中國歷史了。因為我會八種外語，可以讀許多國家的文獻，在中國不久，我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何中國歷史書籍內容與國外文獻有那么多的不同？”我就此問過我的中國教師，他聽了馬上非常緊張，總是不肯多談。這反而讓我更加好奇了。

我不久發現了一個問題：“為何中國幾乎每個朝代皇帝都要搞文字獄，燒掉許多書？“而且，我發現大多數中國歷史書籍都是歷代人篡改過的，有許多偽書和邏輯矛盾的地方，最后，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歷史70%失傳，剩下的都幾乎都不真實”。那么為何有這么多人有意讓它不真實呢？當然，統治者都刻意保護著一個秘密。我認為，中國人需要的不是真實，而是利用價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國人的生活體驗核心，也就成了一種信仰內容。那么有可能讓中國人變得有劉將軍希望的那種“有信仰，有人格，有戰略思想嗎？”我對此也十分糾結。真正了解中國歷史的人就明白，中國統治者都不希望中國人有獨立人格，更不希望有民族主權意識，天下只有一個人是“上帝兒子（天子）”，其余的都是奴才或庶民，這是中國儒家倫理和官本位制度的基本前提。有了信仰那還了得？一旦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么誰還當奴才呢？至少奴才也得花錢雇傭了，這等于官本位制度的自我顛覆。那么奴才會不會有戰略思想呢？不會，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奴才只會看主子眼神做事，奴才想要的就是把奴才做大做穩，然后壓迫更多奴才。劉將軍說中國甲午時代的軍人像農民，其實我看更像奴才；他們根本沒有德國或日本人那種武士精神和靈魂。當然，劉將軍也提及了紅軍的崛起，那的確是因為有了信仰，不過，我要反問劉將軍：為何那種信仰丟掉了呢？我告訴你，真正的信仰是不會失傳的，被丟棄的信仰一定有虛假概念，無法提供現代人類價值觀力量了。

奴才精神不在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才是中國與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國家不同之處。日本人已經在革新中成為國民，他們有權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土地，因此日本的“忠義”概念是符合邏輯的，天皇與國民的關系就是這種權利互換的結果，傳統信仰因此與法律統一起來了，否則忠義只是一種空談。奴才不可能得到這種待遇，相反，統治者會采用更多的懲罰手段壓迫奴才。就如滿清統治者那樣，設立種族等級制度，搞制度內制度外區別對待，讓一部分人有權有勢，另外大部分人處于饑餓邊緣，然后可以任意剝奪這類恩賜出去的權力和利益，讓奴才感到自卑而服服帖帖。你想想，數百年這種模式統治之下，中國人如何能從奴才變成真正的國民？大清王朝絕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維穩上面了，對付日本和俄國是不得以而為之，以為可以應付過去，根本沒有什么國家發展戰略。如果有的話，那只是如何保住滿清統治者這個外來政權如何繼續奴役漢族人民罷了。也正因為中國滿清統治與中國人民權利是根本對立的，劉將軍所虛設的勝利條件都根本不存在，這也就歸咎到我以前一直強調的中國“異治“模式問題了。要改變這個老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民主選舉，讓統治者與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憲政。可惜，現實中每個要改革的人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古老的問題：你改革這種奴才模式就等于要逃脫奴才枷鎖，你就是漢奸！乾隆皇發明了“漢奸”這個詞就是給那些敢于反抗他的漢人用的，他是“漢”，反抗者都是“奸”，很可笑，但這是真實歷史。如今義和團們依然熟練運用“漢奸”帽子，這是中國可怕的現實中問題。

那小兵：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著走。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您如何解讀劉將軍所引用的這段話？

恩格爾：其實與上個問題一樣，滿清選擇走“船堅炮利“洋務運動模式是為了延續其外族統治的手法，不論是”摸著石頭過河“也好，還是”國運戰略“也好，統統離不開這個前提。他們不會為了中國漢族老百姓福利而搞民主憲政的，就如乾隆皇禁止槍支讓軍隊使用，怕漢軍人數優勢對自己不利，而滿清禁止出海等也是一樣道理。滿清統治者為何搞文字獄？他們就是要篡改”中國人“這個最基本概念，讓中國人忘記真實的自己，每個人自愿把”奴才頭銜“套在頭上，甚至連儒家所剩那么一丁點的士大夫精神也要變成奴才犬馬精神，這不是幾個軍艦管帶犧牲生命就可以贖回的，而是需要一個民族數代人的反思反省，需要刻骨銘心的悔改，才有希望。我想劉將軍自己也沒有給出答案，甚至把紅軍這個不是答案的答案給硬塞進來了，這才是關鍵分歧點。我也十分尊敬袁偉時教授，但他刻意回避對滿清殖民統治的否定，甚至認為滿清憲政失敗是滿清與袁世凱的配合不得力，我實在不敢茍同。我認為，不但滿清與中國人民利益對立，而且中國封建制度中無法達成任何制度創新，這是政治理念問題，也是技術層面問題。這里我引用一下劉將軍的話：”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清朝就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即使國家戰略正確，如果沒有正確的軍事戰略配合，國家戰略照樣無法實現。縱觀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家戰略，最能說明這一點。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了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這段非常精彩，我們為何至今依然說”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何老不斷提及”摸著石頭過河“？難道這不正是沒有長遠國家戰略的結果嗎？日本以命相賭，因為每個人都愿意成為一顆子彈；中國人無命相搏，因為每個人的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貪就貪，能嫖就嫖，能溜就溜，這樣的民族會有真正的長久國家戰略嗎？武器是什么？它是國民的生命化身！中國的武器就像房地產一樣，都是用納稅人汗水積累的，但中國公民有權投票選議員討論國防預算嗎？日本人可以，日本也有權說不，這才是根本區別。沒有國民精神的武器只是一堆裝樣子的房地產罷了，最多只是GDP達標工具。請問，那時候中國才進駐釣魚島，武器要多先進才能像菲律賓那樣保衛自己領土？

那小兵：劉將軍認為中國國運向好發展，日本國運向壞發展，他引用美國學者研究說：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國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戰爭后的旅程，他認為就是一場奔喪的過程。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干二凈：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臺灣，除了一個沖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

恩格爾：我對他這段話很失望。軍人需要一種“居安思危“的情懷和直覺，不知劉將軍是否用這段話安慰自己和中國同胞？他忘記今天中國所處環境的險惡了。八國聯軍來時，中國整體力量依然比入侵者強大，只是兵力運用不得當，無法救援，而且西方各國各懷鬼胎，美國從中妥協疏通；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雖然國力更加衰弱，但有英美蘇牽制日本，而且受到蘇美大力支持，在最大犧牲后依然取得勝利，但是，如今不同了，中國四面都是虎視眈眈的潛在敵人，俄國、印度和日本都是具有巨大威脅力的對手，美國卻是個非常不穩定的角色，可敵可友，連南海諸國也借機生事，他們都希望中國與其中一方開戰而漁翁得利，絕非可以拉中國一把的人。中國正面臨改革瓶頸，而且國際局勢詭異多變，我誠懇希望中國人民保持清醒，反思自己在信仰、戰略、制度的缺失，最終把握好國運機遇！



附文：《德國學者解釋為何日本人不向中國人認罪》2013-11-30 05:19發表于搜狐博客

那小兵：恩格爾教授，您和漢斯伯格都是我熟悉的德國學者，他專精軍事歷史，你則專精歐亞比較文化學，因此我想特別請你就中國、日本和德國關系上提出意見。我們知道，日本人一向崇拜德國人，中國人也一向崇拜德國人，那么德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民族的呢？

恩格爾：謝謝您的采訪。坦白而言，德國人比較認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種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國人在德國人心目中一直是個韃靼帝國統治下的“異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權意識，缺少民權意識，缺少獨立人格，如此等等，中國文化在德國人眼中更接近于“古董文明”，就如埃及文明那種，但屬于“活化石”文明。如果從戰爭角度看，真正的中華文明從秦朝開國就沒有了，而后來的中華文明“復興模式”到宋朝崖山戰役也結束了。我這么說中國學者不認可，因為他們都以為“漢朝”才是真正的“中國漢族政權”，是“漢文化”代表。德國歷史上是城邦國家，由許多城邦大公國結盟而成，因此德國人喜歡那種個人與城邦之間的忠誠關系，貴族與庶民之間存有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崇尚自我犧牲精神，但缺點是城邦主義嚴重，直到俾斯麥時代才真正統一起來，但始終保持著某種部落精神意識，因此各類行會、宗教團體、文化組織都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德國人對于中國式的大統帝國感到陌生而且難接受，而對于日本那種武士道精神和城邦制度傳統非常習慣。德國人欣賞中國的先秦文化和社會精神，因為那時中華大地也是由城邦國家組成的，人與天，人與人，人與邦國等關系都類似于過去的德國。德國人對于后來中國歷史中的少數民族城邦國家依然非常有興趣，從戰爭歷史看，蒙古與西夏之戰在德國被看成是中國古代最英勇的戰役，但中國人自己卻不熟悉。另外，蒙金戰爭、蒙宋戰爭等都是德國軍事學院歷史系所感興趣的題材，尤其是崖山戰役這樣一場蠻族和“初級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決戰，它讓中國人從此走上了沒有主權精神的歷史軌跡，令德國人嘆息，甚至有德國人建議中國在崖山修建紀念碑。有個別德國人偏愛藏族也出于這種情趣。也正是出于這種感情，德國人心中當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恥辱，德國人選擇了復仇主義，由此產生了納粹主義，最后，德國在把血流干后重新做人，經歷了分裂和統一，這就形成了現代德國。許多中國學者認為德國是戰敗國，其實德國人的精神沒有潰敗，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德國沒有被異族統治過，沒有被“異治”的民族就不會喪失獨立意志，也容易保存公民共治意識。當然，這背后原因非常復雜，我只是簡單談談。同樣，日本沒有被外族“異治”過，因此沒有中國那種服從大統天下的概念，搞民主制度比較容易，但問題是如何不搞軍國主義，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決。中國很難做到這點，秦國大統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國統治者都必須壓制地方自治權力，方法就是剝奪民眾的獨立人格，先是搞法家專制，后來添加了儒家等級倫理統治，如同一個“少數民族貴族”統治整個“中華蒼生”，產生了皇權與民權，“外族”和“本族”之間的永遠對立，即使漢族皇朝也把自己當成“異族”看待，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黨派”，永遠保持自己高于民眾地位，這在全球是罕見的。

那小兵：這種說法的確讓中國人吃驚。這種“異治”是否造成了中國和日本乃至德國之間不同的現代化軌道？

恩格爾：當然非常明顯的起到了作用。日本天皇歷史接近兩千年而不斷，中國則經歷了數十個不同朝代和王朝，可見兩者區別很大。日本神道與德國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種普世價值特征，比如“忠”的精神內核，不論是人與人之間，貴族與庶民之間，都具有忠義的相互依托情感觀念，這種觀念不是儒家那種繁雜重復的說教，而是一種思想和情感方式，不因為地位不同而有差異。相比之下，中國沒人信仰，但卻有倫理，信仰是發至內心的感情感念，而倫理是大家遵守的規則，兩者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大差距，日本的“忠”可以讓日本人感到自我犧牲是一種絕對崇高，具有審美意義，而中國人的“孝”倫理卻是嘴里說的，職位需要的，是做給別人看的。中國人有“忠”嗎？我認為一個不信神的民族不會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沒有那種至高的情感和沖動。當八國聯軍打到中國時，大批義和團和民眾投靠外國軍隊，這讓德國部隊十分驚訝，一問才知道他們都恨滿族統治，希望洋人解放他們。你知道嗎，德軍攻打北京最英勇的就是膠東華人先頭部隊，不惜流血犧牲為德軍立下汗馬功勞，這讓德國人后來常用華人部隊打主攻。德國人在天津駐扎一年，建設了中國最早的西化管理體系，后來被推廣了全國，可見中國人看重實惠，而不是愚忠。同樣，德國在青島統治十七年，當地鄉紳個個擁護德軍臨時政府，市政建設一片欣欣向榮，后來日本人來攻打，青島民眾踴躍支持德軍抵抗。當年青島人歡迎德國人治理有幾個原因，一是德國建立了一套平等的司法制度，德國人和中國人按同一個套規則管理，治安良好，中國人第一次發現了“法律平等”的實施過程，二是德國人在青島建立教堂和學校，德國教徒和中國教徒平等，中國人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天賦人權”的信仰，三是德國人在遠東建立設想是“百年計劃”，不惜血本搞建設，青島經濟大大受益。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發展當時遠遠超越英國的香港，后來日本人和英國人攻入青島也自嘆不如。德國人在青島的治理給后來的中國領袖人物一個良好印象，包括蔣介石也非常崇拜德國治國治軍文化。我前年到青島，一位老教授告訴我：青島人最喜歡德國人，最恨日本人，雖然他們都曾經是法西斯。當年希特勒也支持中國多于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甚至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時，只有德國人敢于相救，所以中國人對于“德國法西斯”沒有特別痛恨。希特勒這個人十分看不起日本人，認為他們不配和德國爭奪天下。二戰后，德國人很快在思想意識上與美國融洽起來，一方面德國也是美國一樣的新教國家，民族主義挫敗后一步退回到普世價值原型，這個心理關不難跨越。東德則進入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圈，這個東西原本就是德國極端主義文化一部分，也不難調整，結果德國人成為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的寵兒。日本就不同了，他們改成和平憲法是出于不得已，不見得很真誠，但美國人讓他們敬佩和服氣，服從就服從了，久而久之也習慣了。美國人在日本沒有搞皇朝更替，而是搞文化更新，這點比德國人更偉大。另外，日本在西化啟蒙階段就依靠與中國文化劃清界限搞起來，通過對中國文化貶低而全力搞西化，因此現代日本人一直對中國文化有偏見，同時，日本被美國“和平”后一直無法擺脫“異治”感覺，沒有自己的民族本體發展戰略，必須依附美國戰略，因此養成了依賴心理，像個不成熟的人，不成熟就不會感到有認罪責任。日本一位著名學者曾對我講：日本可以向美國人認罪，可以向英國人認罪，可以向澳大利亞人認罪，因為英美都具備了懺悔文化，這種文化圈內的人有自我認罪的信仰，認罪是一種自我強大方式，但日本人絕不敢向中國人和其他亞洲國家認罪，因為一旦認罪就會被當成未來報復的理由，亞洲人沒有懺悔文化。我個人認為日本人永遠不會向亞洲人認罪，相反，德國人很誠懇地到青島和在德國本土向青島人民認罪了，德國人也就成了中國人的真誠朋友。

那小兵：非常高興您接受這次采訪，給我們讀者這么多獨特的見解。補充一點，青島人至今喜歡德國人，希望日本人能學習德國人，做中國人民的朋友。

寫得太好了，內中有幾處說法簡直給人醍醐灌頂的感覺。

　　 劉亞洲上將在談到中日甲午戰爭時說：“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豐島海戰、平壤之戰，乃至大東溝海戰，日軍無一戰有十足勝算，但清軍卻總是無一戰不一觸即潰。”

       甲午戰后，日本侵華，中國軍隊好了一些么？在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這八年抗戰時間內，中國的軍隊（國民黨軍隊），比劉將軍描述的清軍好了一些，偶有局部勝利，但總起來看，仍然是一直處于敗退和死守的局面，無還手之力，無反攻之能，無奪回過（光復過）一座省會級中等城市的業績。令人感到痛心，也令人感到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