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陽 光
眼下，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站Facebook（臉譜）正值生死存亡之春。因為它在一周前卷入了一場被《權力的游戲》還要暗黑的諜戰劇中，而且不幸充當了暴風眼的中心角色。
這場當下還在醞釀發酵的、全球最吸引眼球的諜戰劇，幾乎可以完勝好萊塢歷史一的任何一幕骯臟的政治權謀劇目，因為它幾乎席卷了這個星球上當下最有權勢的幾個炙手人物：
擁有全球21億用戶（臣民）的社交帝國沙皇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美國億萬富翁兼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特朗普密友美國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兼總統高級顧問班農（SteveBannon）、俄國彼得堡大學副教授兼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Aleksandr Kogan）、最早向英國《衛報》爆料的一家名為英國劍橋分析公司的前聯合創始人懷利（Christopher Wylie），一家在英國劍橋設立虛假辦公室、“可以玩弄整個國家于鼓掌之間”的大數據公司CA（Cambridge Analytica）創始人兼CEO尼克斯（Alexander Nix）……
序幕：頂尖AI科學家、億萬富翁默瑟博士的出場
首先，請允許筆者花一點點時間，拼貼還原一下這場高科技諜戰劇的主要劇情和時間線索：
劇情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金主、一位神秘的億萬富翁和頂尖AI科學家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總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多金博學有權勢的“超強大腦”，默瑟無論如何算得上一個。1972年，他從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獲（UIUC）獲得計算機博士學位之后，加入IBM，成為一位專門從事計算機語言處理的科學家。在IBM期間，他主導研發了一種所謂的統計機器翻譯技術。這種技術可以分析網絡文本，將文本中的單詞進行分組和聚合，再通過機器的深度學習結合上下文完成自動翻譯。
別忘了，這是默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掌握的AI（人工智能）技術，比起AI在2016年前后成為一個流行詞，早了將近半個世紀。為了表彰他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成就，默博士雖然離開了計算機界，2014年依舊獲頒ACL（計算機語言學協會）的ACL終身成就獎。
默博士的機器翻譯一面世，當時就令學界側目。1993年默瑟離開了IT界，加盟了一家名為文藝復興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美國對沖基金公司，身份是聯席CEO。這家創辦于1982年的對沖基金和傳統基金不同，以“科技智能”聞名業界，成員都是一大幫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和物理學家，主打機器算法中的量化交易。
過去20年來，文藝復興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高達72%，管理基金規模超650億美元，業界聲明赫赫，自然與這一大幫“全球超強大腦”的算法相關。
政治一默博士是最堅定的右翼，作為華盛頓郵報2015年評選的“十大政界最有影響力億萬富翁”之一，他成為時任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2016年大選的主要資助者，當然更重要的是，2013年他還主要資助成立了本次最大丑聞中的這家空殼公司——專門從事政治大數據分析的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
轉折點：天才少年懷利和天才大叔班農的見面
然而，事情的真正轉機，是在2013年計算機“天才少年”懷利（Christopher Wylie）與“天才大叔”、時任極右派媒體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執行主席史蒂夫·班農（Stephen Bannon）。
班農1983年從哈佛商學院拿到MBA學位之后，從“窮二代”翻身成為高盛的投資銀行家，多年混跡投資銀行、電影和媒體界，與億萬富翁默瑟博士甚為熟稔。
2013年，23歲天才少年懷利和60歲的天才媒體大叔班農的會面，成為特朗普扭轉美國大選走向的轉折點。
根據懷利后來的回憶，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充滿了戲劇性。
被稱為計算機“天才”的加拿大少年的懷利16歲輟學，喜好政治，20歲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法律，2013年時值23歲的他正在攻讀流行預測博士學位。此前，劍橋大學心理測驗學中心兩位教授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和史迪威爾（David Stillwel）在Facebook上開發多款應用軟件預測網友性格特征和行為模式的研究，讓他眼界大開。
懷利關于如利用社交網絡的用戶數據，建立起數據模型，給每一個用戶機器“畫像“”，瞄準每一位用戶的“心魔”的“流行預測”算法，與班農的想法不謀而合。兩人相見恨晚，大喜過望。
“特朗普看上去就像一雙UGG或者Crocs，你怎么才能讓人從感覺‘丑死了’，變成每個人都想穿它們，這就是他班農在找的點。”懷利說。正好班農也深信，政治只能算作文化的“下游”，“改變政治，先從改變文化開始，而文化流行趨勢就是一個重要載體。”
兩人一拍即合。班農將懷利的計算機“流行預測”算法，推銷給了默瑟博士及其麗貝卡。當即，慷慨解囊1300萬美元，在這一年（2013年）與英國數據分析公司SCL Elections聯合創辦了CA（劍橋數據公司）。
接下來的故事發展得格外順風順水。
一開始，川普金主、華爾街大佬默瑟博士創辦CA公司之后，曾派懷利與劍橋大學心理系著名教授辛斯基和史迪威爾的這一課題組聯系，試圖建立合作關系。該課題組在2007年以來發明了一整套針對facebook用戶信息抓取并進行建模的技術，但僅僅局限于學術研究領域。
因為涉及到數據倫理問題（用戶數據僅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而不能用于商業目的和政治選舉等其他用途），劍橋大學心理系的這一課題組負責人拒絕了懷利的要求。
關鍵時刻，一位來自劍橋大學心理學系的高級研究員科根（Aleksandr Kogan）主動站了出來。
高潮：神秘的科根博士是何方神圣？
得來全不費工夫。在劍橋大學心理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科根博士還有一個秘密身份并不為人知。他同時也是俄國彼得堡大學副教授，并從俄國政府領取項目經費，從事一項名為“社交網絡中的壓力與心理健康”的研究項目。CA公司后來基于用戶數據發明的美國大選“心理學建模”方法，正是此人在劍橋大學所參與的課題組所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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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根博士，劍橋大學心理系高級研究員的身份背后，另一個身份是彼得堡大學副教授）
2014年6月4日，CA公司于科根博士注冊的一家名為全球科學研究（GSR）的公司達成合作，通過后者收集Facebook上的用戶數據，了解用戶性格特征。
緊接著科根博士以學術研究的名義，與2015年推出基于可訪問Facebook的應用程序“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開始招募臉譜網上的年輕用戶，稱可以幫每一位感興趣的Facebook用戶免費提供你的個性預測，并且每名受訪者能得到2到5美元的報酬。
自愿參與測試的受訪者需要用自己的Facebook賬號登錄應用，科根博士則可以通過隱藏這個小小APP里面的數據爬蟲技術，計算機會遠程自動收集到登錄者Facebook賬號上的 “城市”、“點贊”、“好友”等所有隱私資料和敏感的個人信息。
更恐怖的是，除了受訪者本人之外，這個迷你APP應用還能收集受訪者每一位Facebook好友的所有數據資料。
據后來的統計，共有約32萬名美國選民參與此次測試，再加上被測試者每個人的Facebook好友，科根博士一下子收集到了超過5000萬Facebook用戶的數據，并將5000萬份敏感的個人用戶資料悉數轉手賣給了第三方：劍橋分析公司（CA）和它的母公司SCL。
根據科根博士、懷利博士和默瑟博士的算法，研究人員將個性測試的結果與Facebook用戶的數據進行匹配，先在推測用戶的心理模式基礎一，建立算法的初步數據模型。
接下來，研究人員可以將所有Facebook用戶的數據與選民記錄等資料進行組合和匹配分析，再運用算法的數據模型，為每一位選民“畫像”，推算出每一位選民的上百個數據點：你的年齡、性別、工作、政治觀點、具有煽情點的興趣愛好，以及所謂的“心魔”（共鳴點）等等。
在掌握每一個選民的個人基礎信息后，CA公司再根據不同選民的特征，推送極具針對性、能準確擊中用戶“心魔”（共鳴點）的政治廣告和各類消息。
根據衛報的報道，科根博士竊取的這個擁有5000萬個Facebook用戶的數據庫中，包含了美國11個州的200萬個匹配文件，這些個人信息與選舉登記簿都充分匹配。而5000萬用戶的數據，相當于Facebook北美活躍用戶的1/3，其中1/4可能都是美國大選的選民。
謝幕：馬克· 扎克伯格和20億用戶，誰是沉默的羔羊？
故事至此，遠未終結。
自從2018年3月16日英國《衛報》、《紐約時報》、《觀察者報》等相繼追蹤報道Facebook泄露用戶敏感數據以來，包括馬克在內的臉譜網高管一直保持高度緘默而備受批判，一周后，直到3月20日馬克才出面發聲，承認“沒能保護好用戶數據”。
更嚴重的指責還在后面，根據馬克的坦白，早在2014年Facebook就發現了科根博士可疑的濫用數據行為，以及2015年從《衛報》記者那里就獲知了科根博士倒賣數據的事實，但馬克本人和Facebook高層從未對用戶加以披露和說明。
根據英國數據保護法，CA公司和科根博士收集用戶信息的做法并未得到用戶許可，在未經允許下將個人數據賣給第三方，更是屬于嚴重的違法行為。而科根此前被允許收集Facebook用戶信息，但聲稱僅僅限于學術研究目的之用。
更有意思的是，Facebook于2015年查封了科根的數據收集應用權利，并要求科根和CA公司銷毀相關數據。懷利博士回憶說，所謂銷毀相關數據，就是指只需在Facebook出具的證明文件上打個鉤，確認自己銷毀了數據，簽字后將文件寄回，就能證明數據已銷毀。
換言之，這5000萬Facebook用戶數據究竟有沒有被銷毀，依舊還是懸案。
Facebook大規模用戶數據嚴重泄露丑聞曝光后，其股價一路下跌，累計已跌近600億美元，其最新市值已經被阿里巴巴超過（前者4920億美元，后者5100億美元）。
2018年將是馬克和Facebook的生死之年。
至于阿里巴巴，還是要提醒讀者一句。讀者諸君還記得2018年1月3日的支付寶用戶“年度個人賬單”曬單風波嗎？一紙偷偷隱藏的協議要求每一個曬單用戶無償地允許支付寶公司可以獲得你在支付寶上的所有信息，包括可以隨時隨地將這些用戶信息轉讓給第三者（支付寶的商業合作方）。
在律師岳屾山的友善提醒下，支付寶以稱呼自己“非常傻逼、愚蠢至極”的方式收回了這一做法。筆者想問的是，在商業巨頭、超級政府以及對倫理學不屑的那些頂尖AI科學家哪里，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非常傻逼、愚蠢至極”的對象呢？用戶？數據科學家？科技富豪？還是數字監控惠及每一個網民的資深政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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