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是何許人也？

    楊振喜在《櫪下集》中說，一個曾經在他們單位勞改的右派堅持說：“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文學家是林語堂，不是魯迅！”這個“右派” 的話，我并不贊成，我至今認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常在夜深人靜時，流淚看他寫的《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

    然而，林語堂是何許人也？我為什么對他一無所知？這是什么原因？近一兩年來，我在網上搜到了一些關于他，以及他和魯迅先生關系的資料，知道了他的文學，他傳播的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很大。

    關于林語堂在世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我摘錄幾段網上文字：

   簡介1：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乳名和樂，名玉堂，后改為語堂，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漳州龍溪人，生于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等職，1940年和1950年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林語堂晚年的心愿是編寫一套漢英辭典，將畢生所學凝聚其中，以供后人之用。為此，他傾注了大量心血，終于以七十七高齡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

    簡介2：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原名和樂，后改玉堂，又改語堂。1912年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京華煙云》、《風聲鶴唳》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1944年曾一度回國到重慶講學。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1952年在美國與人創辦《天風》雜志。1966年定居臺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

　　書評1：

    林語堂把許多歷史悠久的哲學思想濾清，配以現代的香料；他根據個人獨特的創見，用機智、明快、流利動人的文筆寫出一部有骨子、有思想的著作。作者在書中討論到許多問題，見解。

　　——《紐約時報》書評副刊

　　書評2：

    在《我的話》中，林語堂這樣評價自己，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確，林語堂終其一生，都在做中外文化交流的躬耕者，一生著作六十多部，其中大部分以英文寫作。他向世界介紹中國，也向中國介紹世界。

　　——鳳凰網

　　書評3

    五十年前真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作家是林語堂。

　　——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教授

　　書評4

    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其實就是，很難得的兼具有“君子”和“文藝復興人物”之長的人。前者比后者多一份優游園林的隱逸雅致，后者比前者多幾分新時代男兒的慧黠矯健。……林語堂先生的著作又多又好又極富使命感，百年之內恐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締造的光榮紀錄。

　　——臺灣著名散文作家張曉風

    林語堂比魯迅先生小十四歲，曾經是魯迅先生麾下的一員悍將，《語絲》的主要撰稿人，他們共同橫掃封建文化、官場文化，是肩并肩的“戰友” 。由于北京環境兇險，他先去了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后又招魯迅先生同去，他視魯迅先生為父兄。人無完人，林語堂似乎缺少魯迅先生的韌性，大概患了“革命疲勞癥” ，喊出了“我要幽默了” 的口號（但請注意，他決不會做反革命）。他的這一行動，對眼里“不容沙塵” 的魯迅先生來說，不能容忍，似乎是說：面對血淋的白色恐怖，你幽默什么？由于思想隔閡，加上林語堂口無遮攔，因誤會，他和魯迅先生吵過幾次，關系出現裂痕，以至決裂了。下面是摘自網上的幾段文字：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于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林語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書，宋慶齡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當然地擔任了宣傳主任，是僅次于蔡、宋和楊杏佛的第四號人物。林語堂曾說過“決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間組織，干的又是營救生命之事，與他的宗旨不沖突，他的土匪心又復活了，干勁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筆來，諷刺嘲笑中外法西斯。

　  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后，加大了對文化領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動，讓南京當局很惱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慶齡在國際上有很高的名望，殺掉他們，波動太大，他們選擇了向楊杏佛下狠手，殺雞給猴看。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剛駛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門，就響起幾聲沉悶的槍聲。楊杏佛即刻伏住身邊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幾槍，當場死亡。研究院隸屬的法租界明令不準許有政治暗殺的行為，南京政府居然膽敢在這里下手，足見他們鎮壓民盟決心之大。

　    好友的故去讓林語堂悲痛欲絕，更讓人難過的是，他和魯迅又產生了誤會。

　　  6月20日，舉行楊杏佛的入殮儀式。林語堂正在被嚴密監控，出不得門。魯迅去后沒有見到語堂，很生氣，“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么危險！”

　　 事實上，據《申報》報道，林語堂參加的是7月2日楊杏佛的出殯下葬儀式，也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的。那一次，魯迅沒有去。

　　 林語堂沒有向魯迅解釋。他覺得清者自清，沒有必要自我辯護。

　　 然而，魯迅對林語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兩人的裂縫朝著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其間，又發生了幾件小事。

     在一次飯桌上，幾個廣東籍作家兀自講粵語，說得興致盎然，其他人聽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語堂故意講一口流利的洋涇濱英語，表示是雞同鴨講，逗趣一番。沒料到魯迅厲聲到：“你是什么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語堂啞口無言。以前據理力爭，因為爭得起。現在的景況，是沒有必要了。有人說，他是怕了魯迅；也有人說林語堂聰明，明知爭不過，不如裝“氣量、風度”，輸也光彩。

　　有友人在上海大觀樓補擺婚宴，魯迅來得晚，一看見林語堂夫婦在座，二話不說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蠻性》一文，只有三句話：

　　辜鴻銘先生贊小腳；

　　鄭孝胥先生講王道；

　　林語堂先生談性靈。

　　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并論，魯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見。

　　兩年之后，林語堂遠赴美國，終此一生，兩人再沒有相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語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我是讀魯迅先生文章長大的，至今我認為他寫的反封建文章，入木三分，無人可及，我崇拜他，高于中國的任何文人。對林語堂，我所知甚少，我沒讀過他一篇文章，從網上資料看，覺得他似乎有些“冤枉” 。不過，在專制恐怖年代，革命者之間，也常鬧誤會。魯、林二位大師之間，情同父子。父子之間，也有誤會，令人痛心！

    魯迅先生是偉大的，但以魯迅先生劃線，似乎他批評、批判過的人，都不是好人，卻是錯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中大批魯迅先生說的“四條漢子”（ 田漢、陽翰笙、夏衍、周揚）。不能因為魯迅先生，而封殺林語堂的文章，讓我們的子孫，對這位世界尊敬的中國的文學大師，毫無所知。

魯迅的文章是懷著對同胞的愛寫的，寫的盡是丑陋，相比柏楊，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也說“撥開傷口引起療傷的注意”。柏楊后來成了一名基督徒。林語堂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他30歲左右時告訴他父親，他要改做一名儒教徒，寫了中國人一書，漂亮的中國人。還有一名儒家學者陳寅恪，是后來者了，寫過儒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謝謝評分和回復。不瞞諸友，我也是個不大虔誠的基督徒！

基督教也是一種信仰

是基督徒、是佛教徒、是革命家都無所謂，因為一點能讓世界和諧，就是愛，有愛有世界，無愛征途路！
現實就是這樣，為了利益、紛爭難免、為了權力、各耍手段，沒有真正的絕對，只有絕對的真實！所以說，看文章，分析人物，千萬別有結合作者處境去遐想，你永遠理解不了作者真實的想法，只有作者能主導你想象的空間，文學就是一場思想的占有率，你喜歡誰真的就會站在誰的一邊，這就是作者的成功。